何謂“江山社稷”？江山是指你居住生存的大地，社稷是社和稷的合稱。社是古代土地神，按五行方位來分“東西南北中”“青白紅黑黃”五種顏色的土覆蓋于地面稱五色土，實際象征國土。稷指的是五谷之神、農業之神，能生長五谷的土地神。江山社稷就是君王統治萬里江山，老百姓在萬里江河山川的土地上種莊稼。社稷之福就是百姓之福，君王的江山，百姓的社稷，百姓就吃穿不愁。君王江山穩固。傳共工氏兒子“句龍”是為共工時代的水神、土地神。烈山氏兒子“后土”，是在夏屬農的稷正，死后封為農神、五谷神。中華文明是從農耕社會開始的，由于人們崇拜大地和能生長谷神的神靈，于是產生了“社稷”的概念，從周代后，設社稷壇、先農壇于王宮之右，為國家象征。
“江山社稷”是個國土問題，居住在這塊土地的百姓要活著，就有吃飯的問題，這是關乎國家興衰存亡的問題。所以上至君王、圣賢，下至庶民百姓都很關注這個問題，從古至今都在圍繞“吃飯，不單是填飽肚子的問題，而是關乎江山社稷這個國家大事的問題”的命題，很現實，很認真地去思考，去踐行，便出現好多看法和行為。古語云：“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把食物當成無上崇高的天。把重視人民吃飯問題看作是比“天”還大的事情。這是幾千年來主政王者的治國之策。翻開中國歷史：史載，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要出任地方長官，臨行前向孔子請教治理政事的方法和秘訣。孔子說：“曰食，曰兵，民信之矣。”《老子》第十二章也有記載：是以圣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
楚漢相爭，戰到第四個年頭的一場戰役中，劉邦的軍隊退到滎陽（今河南省信陽）一帶。這里是當時的戰略要地，附近的敖山上有秦朝遺留下來的糧倉。項羽的大軍圍攻滎陽，劉邦恐怕抵擋不住打算撤退。劉邦的謀士酈食其（音力異基）當即反對，他說：“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敖山糧倉儲藏了大量糧食，放棄了滎陽，也就放棄了敖山糧倉，對戰局非常不利。”他勸劉邦立刻進兵，攻取滎陽，堅守糧倉。劉邦認為酈食其的說法有道理，采納了他的戰略主張，最后打敗了項羽，做了開國君主。鼎盛的“貞觀之治”的開創者唐太宗深知獲得民心的重要。《資治通鑒》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長安地區出現了蝗蟲，太宗到玄武門北面的禁苑，看見蝗蟲就抓住了幾只，憤怒地說：“百姓視糧谷為生命，而你們卻吃了它們，寧肯讓你們吃了我的肺腸。”舉手想吞掉蝗蟲。身邊的人勸諫道：“吃臟東西容易得病啊。”太宗說：“朕為百姓承受災難，為什么要躲避災難？”于是便吞噬掉蝗蟲。唐太宗在《務農篇》中還說：“夫食為人大，農為政本。”籍此殺兄逼父的李世民在青史上得“千古明君之譽”。清代乾隆帝治國之道的核心也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中國歷代帝王詩詞》），故而其在清史中也是個了得的“真龍天子”。再如“民國之父”的孫文，在其青年時代的《上李鴻章書》中就明確地提出：“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何以養民？”
縱觀歷史，對“吃飯問題”的重要性認識最清楚的莫過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了。他在被父親毛順生當眾罵道：“這個家伙真是好吃懶做！”（見毛澤東與安娜·劉易斯·史特朗對話）不過幾年后，毛澤東便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足以看出，初出茅廬的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實際的問題，即國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結構是何等的明白。在《詩經》所有囊括的300多首流傳于周朝的詩歌中，其中數百次都提到了食物的類目，其中44種可確定為食物性植物，而《詩經》只指出了29種。老子《道德經》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是說治理大國就像烹調美味的小菜一樣。從古至今，不少政治家喜歡引用這句話提醒執政者，治國就像烹調小魚，油鹽醬醋調料要放得恰到好處，要精心掌握火候，多攪易爛。《詩經·檜·匪風》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說治國不宜動輒擾民，更不要亂折騰。作為東周的史官老子早就知道“治國如同做菜”這個傳說，他的本意是“治大國就像伊尹做菜那樣，不能帶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完全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這是治國的關鍵。 
伊尹（1649-1549），夏末空桑（今河南杞縣空桑）有莘國人，其父是手藝高超的廚師，他本人亦是一位奪天地精華的烹飪者，手藝源自道學內修，善洞察事物本質、烹飪、治病乃至治國都很可以。以圣者名廚，美名遠播。傳到賢明成湯耳里，成湯以小商國王的身份，便跑到有莘國請圣人伊尹為相。而有莘國不放，便只好咬牙娶有莘國王的女為妃，伊尹便以陪嫁奴隸的身份來到湯王身邊，成就了一段“伊尹背負鼎俎為湯烹炊”的歷史佳話。滿懷仁愛的成湯，最大愿望是把自己的子民治理好，并無擴張吞并他國之心。而伊尹已看出夏桀暴虐無道，對所屬方國殘酷壓榨，超凡入圣的伊尹來到商國，志在天下，說服成湯，便燒了一鍋湯，在成湯歡迎他的儀式上，成湯便請伊尹談治國之道，伊尹就談當政的人要像廚師調味一樣，懂的如何調好甜、酸、苦、辛、咸五味。天下三類動物，水里的味腥，食肉動物味臊，吃草的動物味膻，水木火三材都決定了味道。燒煮關鍵是火，通過火勢可以滅腥去臊除膻，只有這樣才能做好，不失去食物的本質。至于鍋中之變，必須精微，佐料方得適中，不可過咸或無味，治國于此同理，不可操之過急。弄清先后輕重，掌握分寸，才能政通人和，將國家治理好。以料理“割烹”作比喻，問湯王建議“討伐夏桀，拯救人民”。湯王很佩服他的才能與賢德，便辭去其仆臣身份，任用其為“阿衡”意為輔政之官，相當于宰相。宰相的“宰”字，因為伊尹有莘人，故后在“辛”字上再加上官帽，源此。伊尹一生奉獻商朝，不論是治國、廚藝、醫學、道德等，都有重大貢獻，有“元圣”之稱。孔子曾言：“大賢唯有伊尹”。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贊賞伊尹以烹飪方法解釋治國道理的智慧。
由于酗酒誤事，縱酒誤國，便出現了在青銅器、食器乃至禮器上的饕餮圖飾，警示人飲酒要節制在一定的程度之中，便產生了“饕餮示警”之俗。《左傳·文公十八年》季孫行文曾派人給魯文公講了個故事說：“縉云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寒，不恤窮匱。天下之人以比三兇，謂之饕餮。”原來饕餮是黃帝之子縉云氏的兒子，他是個貪吃好貨，崇尚奢侈，搜刮聚斂，沒有止境，不肯同情孤寡貧窮的家伙。可見饕餮這個名字由來已久，幾乎是與我們的文明史一起產生的。當然，季孫行文歷數饕餮全面的罪狀是包括吃喝財物兩個方面的，而古人對饕餮的理解則偏重于“吃喝”的一面（這一點從饕餮字形也可看出）。《呂氏春秋·先識》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謂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梗也。”《呂氏春秋》雖晚于《左傳》，但它所說的現象，卻在周初。認為是周人把饕餮鑄在盛食器鼎上，用以告誡他人，不要貪食過甚。其實鑄饕餮之形于鼎上，不始于周代，殷代和大方鼎（1959年出土于湖南寧鄉），鼎腹四壁紋飾是四個大的人面像，高鼻闊嘴，面目兇惡。人面兩額旁有小曲折角，腮邊有兩爪。此像只有臉無身，其面團團，像個非常貪吃，而且十分能吃的形象。學者們認為此即是饕餮。后來，歷代鑄鼎，或鑄其他食器，饕餮幾乎成了一種必要的裝飾，并衍化成為獨特的花紋圖案，但其原始意義則被人們忘記了，只有饕餮作為貪吃或能吃的象征還活躍在人們口頭或書面。蘇東坡就有一篇有趣的小賦——《老饕賦》。其實食器上雕鑄饕餮形象或花紋的原始意義在于告誡進食者對于飲食要有所節制，不要放縱，勿蹈饕餮之覆轍。
人類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社會經過了幾百萬年的奮斗，人們生產經驗日益豐富，生產工具逐漸進步，待生產品有了余裕，私有制度產生，國家逐步形成。人們跨進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我國，也就開始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夏王朝。人們第一次被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治者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利去占有更多的生活資料（包括食品）。由于夏王朝以及后來的殷王朝都是處在草昧初開的階段，糧食以及其它食品的生產不會很發達。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在沒有兩年儲備的情況，遇到災年，大夫就會失去奴隸車馬，國君就會失去百姓而垮臺。這反映當時糧食余裕是不多的，因此，在飲食上過度的消費，甚至浪費，就會引起人們的反對。與此相反，如果在飲食上節儉，就會受到人們的稱贊和擁護。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被人們歌頌為“卑共食，非飲食”的節儉模范。《戰國策·魏策一》記了一個故事說：“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感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禹的繼承者啟，在繼位之初也是食不二味的。這些都被嚴肅地寫入史書，作為歷史借鑒的。看來飲食的節儉，量腹而食，不僅是當時政治家引人注目的美德，而且是重要的統治經驗。但是，物質畢竟是誘人的，“口欲豢芻也”，夏殷兩朝的后繼統治者不能保持這個美德，而是向相反方向發展，飲食的奢侈在夏殷時代引起了人們的憂慮。幾乎所有失德的統治者都犯有飲食過于奢侈的罪過。夏代發明了酒，殷代造酒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釀造要耗費大量的糧食，因此會引起人們的反對。我們從大禹疏遠儀狄和他關于“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的議論以及大量的飲酒敗德的故事中，可以感到人們對造酒術發展的憂慮。到了殷代，人們對酒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殷代統治者自己也感到“我用沉酗于酒，用敗厥德于天下”，敗壞了圣祖湯的好傳統，并且把殷人沉酣于酒看成天降的大災。
周人始祖，后稷不只長于農業，而且是周人最早的于文獻記載的釀酒者。《詩·大雅·生民》中說他把他生產的糧食“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即進行加工脫殼成為精糧。然后“釋之叟叟”淘洗干凈。再放入甑中“蒸之浮浮”。這是干什么呢？毛傳說：“蒸之以為酒”，原來是為祭神而制酒。當然后稷,自已也是飲酒的。可見周人在后稷時期，已經掌握了釀酒的技術。自后稷十幾代傳至公劉，周人遷到了豳地。定居以后，他的臣下就“執豕于牢，酌之用匏”，即在圈里為他宰豬，用葫蘆瓢給他酌酒來祝賀他。當時豳地一般的農奴都會釀酒。那時在這里流傳著的一首十分動聽的民歌《七月》中說；“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即他們八月打棗子，十月收稻子，做成這春酒，為老人去祝壽。到了秋收以后，場凈地光的時候，大農奴主還要慰勞小農奴主“朋酒斯餉，曰殺羔羊。”到了年終農奴們帶上好酒獻給農奴主：“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光是敬酒還不行，還要祝一聲“萬壽無疆”。可見周人這時釀酒技術已經得到普及和推廣了。由公劉傳至古公亶父，周人受到戎狄的壓迫，遷到了周原，此時已經出具了國家的雛形，漸漸強大起來。到了古公亶父的孫子姬昌，即周文王時，周人更為強盛。這時周人中間，大概飲酒成風，給文王的政權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于是文王給他的子孫發出禁酒的警告。這個警告，記載在《尚書》的《酒誥》中。即“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司），無彝酒。越庶國，飲唯祀，德將無醉。”這就是說：我警告你們子孫和官吏，不要飲酒。各諸侯小國的首領，只能在祭祀時喝點酒，但是要講酒德，不能喝醉。可見飲酒的風氣已到了使文王警惕的程度。
《酒誥》現為《尚書》中的一篇，它本是周公為其弟康叔而作。據《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等所載，公元l046年周武王滅商后，封其弟（文王幼子）予康邑，世稱康叔。后周公（武王之弟）又將原來商都周圍地區和殷民七族封給康叔，建立了衛國，定都朝歌。《尚書·酒誥》是月，公給即將去衛國赴任的康叔頒布的一篇嚴肅的戒酒令。西周初年，周公平定殷亂，封其弟康叔于衛。據《史記·衛康叔世家》所說，周公初封康叔時，擔心康叔年齡較小，于是告誡他商紂之所以亡國，其原因在于“淫于酒”，商紂之亂始予“酒之失”。商紂酗酒，天下化之，這正如《大盂鼎》銘文所言“殷邊侯甸粵殷正百辟率肆于酒”。衛國的封建在殷都舊地，故而染惡尤甚。周公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以教之。在《酒誥》中，周公先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又告康叔以戒酒之重要性以及戒酒之法。文誥自始至終言之諄諄，目的是希望康叔“典聽聯毖，勿辯乃司畏湎于酒”。也就是說，周公希望康叔總結商朝滅亡的教訓，不要沉緬于酒，以致荒怠政事。《酒誥》是中國最早的禁酒令。可以說，酒禁是酒文化發展的先行，在酒文化發展的長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研究酒文化首先要了解酒禁文化，而《尚書·酒誥》這篇誥詞是關于酒禁的一個標志性著作，從《尚書·酒誥》看中國的酒禁文化有著積極的意義。
歷代的酒禁在我國歷史上，由于各個朝代的自然情況和社會情況不同，時常出現糧食饑荒。這一方面是由于水旱災害的影響，但因制酒和制糖而導致糧食的大量損耗，也是一重要原因。尤其是在饑饉之年，這種情況更加突出。因此，自漢以降，代有酒禁。漢景帝三年夏旱，禁賣酒，至后元年夏始恢復，凡五年；武帝天漢三年實行酒專賣。昭帝始元六年廢除。后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水災，禁賣酒。（不見開禁之日。）順帝漢安二年，又禁賣酒。晉孝武太元八年，開酒禁。（不見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歲季禁酒。后趙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于是重制禁釀。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三十一年正月復禁酒，二十八年八月開酒禁。唐高宗咸亨元年，因谷貴而禁酒。肅宗至德三年，因歲饑禁酒，直到麥熟之時。宋明帝時，歲旱入饑，顏峻上言禁酒一月，由此而省米近萬斛。李福蔚，中國民俗學會會員，陜西省民俗學會理事，寶雞炎帝、周秦文化研究會理事，寶雞市孔子研究會監事，寶雞民俗博物館特邀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