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鼎由“炊器”變成“禮器”，使飲食文化出現政治化特征
青銅器和文字、城邑、禮樂一起成為人類社會文明的標志。銅鼎是在商周時代發明和發展起來的。但以“鼎”為型這種器物遠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不過那時是用陶土做成的陶鼎。器物一般呈圓形，下有三足，口沿上有對稱的兩耳，是日常生活炊煮食物的用器。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人們開始模仿陶器形制鑄造青銅容器，有鼎、鬲、爵、觚……等形狀各異的青銅制品。在初期，銅鼎的性質和功能與陶鼎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但到后來，服務于宗法等級的禮樂制度，產生了“列鼎而食的制度”，賦予了不同等級的奴隸主貴族以不同的特權，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銅鼎成為王權的象征，等級不同，使用銅鼎的個數不同，規定：“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三、元士三也。”飲宴對，奏樂擊鐘，用鼎盛著各種珍貴食品（周八珍），這就叫“鐘鳴鼎食”，形容權貴的豪奢排場，這時，銅鼎已不再單純是一種炊器，而成為禮樂制度中象征王權和區分等級的重要禮器。這種“列鼎制度”到春秋時代“禮不逾節”已成為一句空話，戰國時“禮崩樂壞”，象征王權和用來區分等級的銅鼎，隨“禮崩樂壞”，作為禮器的意義逐漸消逝。
“鼎”何以由“炊器”變為“禮器”。一是“禹鑄九鼎，象征王權”“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的傳說。傳說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于荊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鐫刻魑、魅、魍、魎的圖形，讓人們警惕，防被其傷害。以后“桀有亂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成王建東都洛邑時，又“定鼎于郟鄏”，表明對九鼎的重視。說明了夏、商、周三個王朝政權的更替，是以奪取了前代的鼎，作為象征的。1976年在臨潼出了一件周武王時代的青銅器，內鑄銘文，記載周武王伐商的歷史。銘文有“越鼎，克昏，夙有商”七字。所謂“越鼎”就是奪了鼎，是說周人奪了商王朝的政權。從此，鼎就從一般的炊器而發展為傳國重器。《左傳·宣公三年》、《史記·楚世家》記載，“楚子問鼎”，周大夫王孫滿作了回答的故事。后來人們就把“問鼎”比喻為圖謀王位。關于九鼎的下落，據說在秦昭王時，“其器九鼎入秦”都咸陽，傳說一飛入泗水。歷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稱為“定鼎”。二是周代有“列鼎制度”或“升鼎制度”的用鼎規定。《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說：“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
作為禮器的銅鼎，不但是王權的象征，而且各級奴隸主貴族也因等級不同，而使用銅鼎的個數不同。在“禮不下庶人”的周代，鼎是貴族的專利品，是標識他們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三是真正體現等級和禮制的是“列鼎”。所謂“列鼎”指的是一組形制相同，紋飾相同，大小依次遞減的鼎的組合。而“升鼎”是將煮熟的牲肉轉盛于進獻用的鼎的動作，一套升鼎為列鼎。禮書載：一套正規的升鼎為奇數，天子九、諸侯七，鼎實為牛羊豖俱全的“太牢”；卿大夫五，鼎實為無牛有羊豖的“少牢”；士用三或一鼎，實為僅有豖的“牲”或“特”。對此，《禮記》載：“正鼎是太牢九鼎或七，可陪饈鼎三；正鼎是少牢五鼎，可陪饈鼎二；正鼎是牲三鼎或特一鼎者，只陪饈鼎一。”總之，在周人封建宗法制度下，“列鼎”或“升鼎”是對舊有的尊卑秩序的效忠儀式。這個尊卑秩序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倫理性的，這就是周禮的精神根源。 鼎有三類：一類是煮肉的叫鑊鼎；一類是盛肉的叫升鼎；一類是調味的叫饈鼎。正鼎就是升鼎，陪鼎可能是饈鼎。不同場合，有升格或降格的接待，身份不同，禮不一致。春秋戰國，禮崩樂壞。普遍逾禮，宗法秩序大亂，平民地位提高。“禮器”不再是貴族的專利。面對如何維護舊禮制、舊秩序，如何將平民（知識分子）納入這個禮制之中，儒家便肩負這個調適工作。
作者簡介：李福蔚，中國民俗學會會員、陜西省民俗學會理事、寶雞炎帝、周秦文化研究會理事、寶雞市孔子研究會監事、寶雞民俗博物館特邀顧問。
